西方和中国台湾对网络文学的学理认定体现出了迫切确立一种“新文类”的理论诉求,具有较大的探索价值。不过也有较明显偏颇。一方面,把当下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中国大陆海量生产的“网络平面文学”排除在网络文学之外,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超文本强调多向性叙事结构和网络化文本形态,本是用于解释前网络时代的数字文学文本的。而网络化的数字文学文本已经从超文本结构转移到了作者与接受者的交互行为过程本身,此即数字化“赛博文本”(Cybertext)。今天以“网络超文本文学”定位网络文学已经显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大陆一般而言的“网络原创文学”实际所指即“网络原创文学”,而非“网络原创文学”。其中的“原创”是相对于“印刷文学网络化”中的“非原创”而言的,其实质还是按照印刷文学惯例进行的文学创作。必须承认,此时的计算机网络也会使文学的语言表达、语体风格、作家身份、叙事形态、流通方式、读者地位、文学功能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些从根本上还是网络为文学传播而非文学创造带来的变化。可见,所谓“网络原创文学”不过属于不典型、不充分的网络文学,即“网络传播的平面文学”。    看来,将网络文学定位为“网络超文本文学”和“网络原创文学”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若要给网络文学做出更合理定位,必须同时满足现实和逻辑两个基本维度的要求。从现实维度说,网络文学属于世界范围内计算机网络席卷文学领域的产物,世界具有代表性地区各种类型的文学生产实践都应成为事实依据。如果只从某一地区某一类型的文学生产出发,必然出现理论把握上的偏颇。从逻辑维度说,思考作为一种新范式的网络文学“理应如何”,应把媒介看成文学存在要素。网络文学当然理应是一种文学,但它必须是作为这种文学存在性要素的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运用于文学活动,与人类主体合作“生成”出来的一种特殊性文学,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网络文学。亦即“网络生成”才是使网络文学呈现出独特面貌的根本力量,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力量,才可能为网络文学做出合理定位。这样,“网络生成”也就成为了网络文学成立的逻辑起点。以“网络生成”为逻辑起点,我们可以把网络文学定位为“网络生成文学”。 模拟代表了新媒介时代的虚拟的发展趋向,但不等于说再现就会被替代。诚如弗拉斯卡(Gonzalo Frasca)所言:“作为处理现实的两种方式,模拟和再现今天是并存于我们的文化之中的。”(15)我们认为,新媒介的发展会对旧媒介环境中的创作法则不断加以共时性“融合”,而非历时性取代,因此,也许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再现会一直存在下去。当代“数字虚拟”创作活动由“再现”与“模拟”交织而成,充分的网络文学就是这种由再现与模拟交织而成的数字虚拟创作活动的产物。计算机网络为数字虚拟中的模拟法则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但仅把它们当做文字传输工具而不充分利用其可能空间,只能使网络文学创作停留于传统再现,而无法引进模拟,中国大陆的“网络原创文学”就是如此。再现是网络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标志,而模拟则是网络文学成其为“网络文学”的标志,再现与模拟的融合或交织共生,使网络文学获得了不同于传统印刷文学的诸种美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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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充分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文字叙事属于典型的再现形式,合作者以超链接方式将作者提供的文段(lexia)创建为一个新文本的行为过程即模拟。那些将再现与模拟巧妙结合开拓出新的美学意味的网络文学创作行为,值得关注和研究。比如迪纳·拉森(Deena Larsen)的《雕刻可能》(Carving in Possibilities),以米开朗基罗著名雕塑《大卫》的人头雕像半成品为底本,观者鼠标移动时便会发出雕凿的声音,同时会跳出一行诗文,而雕像也会渐趋清晰。其中,再现的诗文与模拟的雕刻之间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阐发,共同建构。诗文再现主要围绕大卫雕刻过程表达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雕刻模拟则随着一句句诗文的呈现而逐渐使一幅雕刻作品走向完型,象征着这种思考、感悟的深入和明晰(见图1)。苏绍连的《墙》再现部分由写在砖墙上的诗句文本组成,表述的是生活中作为异己力量的各种“墙壁”联合在一起,“冷漠”地“监视”着人们,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迫,以及人对凿穿墙壁走出围困的渴望。如果仅仅立足于再现,这首诗并没有什么特别。关键是该作在墙上和字里行间设置了六处血迹形状的按钮,当读者在感受到墙带来的精神压抑而自觉不自觉地点击按钮,即模拟“精神的凿子”、“意志的锤”敲凿墙壁时,就会在墙壁中凿开一个洞口,同时在洞口出现滴泪的眼睛、焦灼的耳朵、呼救的嘴巴、喘息的鼻子、挣扎的手和澎湃的心脏等感官鲜活灵动的影像。读者在这种模拟活动中获得的感受靠文字再现是无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再现与模拟的配合将诗的主旨和意蕴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见图2)。摩斯洛坡(Stuart Moulthrop)的《里根图书馆》(Reagan Library)总体上应属于再现与模拟交织的数字虚拟形式的意识流小说。就一般意识流小说而言,只以语言文字再现方式展现人的潜意识流动和记忆活动。由于人的潜意识和记忆片断是碎片性的,书写、印刷环境中的文字在再现过程中一般只能形成大段或几页杂乱无章甚至没有标点符号的平面文本。《里根图书馆》完全突破了这样的叙事模式。通过数字虚拟方式,作品设置了蓝、绿、黑、红四个空间,除了作为作者叙事的红色空间外,其他三个空间分别是死去的艾米莉、失忆患者、重度烧烫病患者三个人不连贯的意识流活动。读者随机点击不同颜色的按钮可以进入不同人物的潜意识世界。再通过不同路径的模拟探索和反复访问,会发现这三个人物实际上是一个主体的三种身份。在不断的关于不同身份主体回忆的燃烧、爆炸、核试验、世界末日等意象的复现、对比、互补活动中,读者就可能探摸到一个深层叙事结构,最终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由人类文明危机带来的诸种创伤组成的主体记忆库全貌。如果没有读者的模拟行为,只凭文字再现和意识猜测很难把握到这部小说的深层结构和这种深层结构中的完整意象,当然也就无法感受到该作独特的审美意味。这个例子也说明,数字虚拟可以把意识流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审美境地 这里的“网络生成”起码应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第一,计算机网络作为文学载体媒介的传播性生成。在媒介环境学视野中,任何载体媒介都具有传播的“偏向性”,即使在传统硬载体媒介时代,媒介转换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带来文学形式的改变。比如,公元前7世纪希腊“抒情诗的勃兴,就归功于莎草纸的流布”⑥。计算机网络作为高科技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能产性的传播媒介。因此,即使是按照印刷文学惯例进行的文学创作,如果使用计算机网络书写、传播,也必然会生成出某些不同于印刷文学形态的新特点。一般而言的“网络原创文学”就是在文学传播层面、在媒介增值角度通过计算机网络生成出来的文学形式。第二,计算机网络作为“赛博格作者”(cyborg author)的创作性生成。作为数字技术的产物,计算机网络不仅可以带来文学传播层面的信息增值,更可以深入文学创作层面创造出更独特的审美质素。在充分的网络文学活动中,计算机网络与文学活动中的世界、主体、符号等诸多具体元素形成水乳交融、相互作用、互相建构的关系,使一种“网络化”的文学存在方式(而非实体性的“本体”)得以显现。而在这样的关系体中,主体亦即作者、接受者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它们的能动性既体现在文学信息的创造和联合再创造方面,还体现在激活其他要素的潜能方面。当主体充分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计算机网络的媒介潜能被激活,进而就有可能从信息承载、传递走向参与信息创造层面。而一旦如此,人类主体(作者、接受者/合作者)和计算机网络就可能结合成为“赛博格作者”。“赛博格作者”指的是一种人—机结合的创作主体。有西方学者说:“万维网和各种软件,它们使人类作者和机器缔结为一种新的类型。……因此,计算机(网络)不能仅视为一种写作的工具;毋宁说,它是数字写作的创作过程中的助手。在这种人—机关系中,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判定到底谁要为创作的最终结果负责,我所说的赛博格作者指的正是这种人—机的结合。”⑦即是说,在充分的网络文学活动中,数字媒介的能动性已经充分被调动起来,它已经和人类主体结合成了新的创作主体形式,充分的网络文学文本,直接就是这种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作者的创造物。第三,计算机网络作为文学存在境域的存在性生成。如果数字技术被充分使用,计算机网络的媒介潜能得以充分开发,还会使网络最大可能地发挥媒介之为媒介的居间、谋合、容纳、赋形、建构等媒介性功能,网络也会在最大程度上成为含纳所有其他文学元素并相互激发、使存在“在起来”的生成境域。此时,数字技术、媒介已经超越了作为传播和创作工具的范围,而成为了将诸多文学活动要素(存在者)收拢一处的一种“聚集”。此过程中,“技术就不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它也是标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艺术的名称……属于产出……它乃是某种创作”⑧。这种“产出”和“创作”不属于上面所言的形而下层面的传播增值和赛博格作者的具体创作,而是数字技术媒介在存在层面发挥解蔽功能使意义本源性发生的存在性生成。